长期以来在苏黎世一直在对“白种人的改良”进行研究，苏黎世大学正在努力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。100年前，苏黎世大学的人类学家、医学家和生物学家也热衷于种族卫生和优生学的研究。许多科学家在研究中沾了殖民统治的光。

　　伯尔尼大学医学史学家Pascal Germann尤其针对苏黎世人类学研究所进行了分析。“该研究所在20世纪初崛起，成为全球种族研究的中心，”Pascal Germann说。

　　该研究所以其测量方式和仪器而闻名于世，这些可用于确定身高、头骨周长或面部棱角的测量工具当时成为全球热门的出口产品。“而这些测量方式往往带有耻辱性，”Germann说，“比如教科书上的测试对象必须全裸。”

　　这些测量方法和仪器的开发与测试都是在欧洲殖民地进行的，例如，苏黎世人类学家Otto Schlaginhaufen在德国殖民地新几内亚的测量工作就是在德国士兵的陪同下进行。

　　Schlaginhaufen在苏黎世大学找到了有影响力的盟友，推动优生学研究。“其中重要的一位是植物学家Alfred Ernst，他在1928年被任命为苏黎世大学校长，”Germann说。Ernst在东南亚的殖民领土上进行研究，他得益于荷兰帝国主义在那里的基础设施。

　　Alfred Ernst和Otto Schlaginhaufen都是1922年创建的Julius Klaus基金会的共同创始人之一。基金会成立之时，资产规模大于苏黎世大学的年度预算，基金会的章程上写道：种族卫生改革是为了“改善白人的人种”。

　　Germann认为，这说明该所大学的优生学经常与“殖民种族主义思想”交织在一起，1970年章程修改之前，除了Alfred Ernst之外，大学的其他四位校长也都是 Julius-Klaus-Stiftung基金会的成员，该基金会至今仍然存在。

　　Otto Schlaginhaufen(上右)在科研旅途中。 Schlaginhaufen, 1959

　　苏黎世大学在1979年之前一直开设种族研究讲座，“让我感到吃惊的是，直至60年代，针对这所大学几乎没有任何批评的声音，”Germann说。在那之后，瑞士对种族研究的接受度才开始崩塌。

　　“真正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是从九十年代才开始的。”尽管该研究所目前对揭露这段历史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，但针对苏黎世大学殖民参与的研究才处于起步状态。

　　那么，这是不是一种主动忘记自己殖民历史的做法，即殖民失忆症？要确定这一点，就必须了解记忆文化的运作。苏黎世大学英语系全球文学教授Ana Sobral说：“尤其还要知道，记忆也与权力有很大关系。”

　　它还关系到涉及改写“他人”历史的后殖民主义，因为西方现在教授的历史被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严重扭曲了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还在持续的殖民主义权力化结构也要被揭露。之所以掩盖自己的殖民历史，是因为这种当时形成的经济关系不会轻而易举地消失。“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公正现象就是来自殖民时代，这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，并有着巨大的连续性，”Sobral解释。

　　“大学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名誉，”Sobral说。所以研究机构往往会故意回避某些问题。他们有自己优先要考虑的事情，比如能产生成就感的大学排名。

　　“而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，又常常受到某种保守主义思想的制约。苏黎世大学和联邦理工学院都强调创新和开放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们又会对逆耳的批评之声予以抵触，”Sobral指出，那些根深蒂固的基础认知让他们行事被动而僵化。

　　但是，如果只对研究机构进行批评和纠责是很短视的行为。“全民族的整体记忆也往往只强调了胜利的时刻，而忘记了耻辱的时刻。”因此瑞士人宁愿相信自己是中立国，而不愿被看作殖民国。

　　“但实际上瑞士从未中立过，它也曾从殖民主义中获益，”Sobral表示，要想改变，需要来自外部的压力。优生主义者Auguste Forel的半身像，2006年迫于学生的压力被移走就是一个例子。

　　不过，Sobral认为，观念的改变，不能从大学做起，而是要从社会入手，因为大学里的知识最后并不总是能回归到社会。

　　本文首先发表在《苏黎世大学生报》(Zürcher Studierendenzeitung)上。